市场经济以前，设计院是事业单位，不是服务提供商，设计费虽说不高，但是业主车接车送，好吃好喝招待着；市场经济以后，刚开始有不少设计院仍然以为自己是大爷，结果被不少机制灵活的有自知之明的设计公司抢了先机。

市场经济到了今天，资本的力量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多数设计院又成为了一个主动和被动的瘪三，杭州某个头脑过于灵活的设计公司居然提出了极端的口号：方案设计不满意不收费。菲利普约翰逊关于“建筑师是高级妓女”的论调似乎得到可悲的验证。

关于建筑师如何进行职业化的服务，大郎另文有述，这里主要想谈谈服务对象的问题。

今年以来，由于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就出现了不景气向设计领域转移的现象，不止大郎一家的设计费开始被拖延或抵赖。我们如海外师妹所说，把自己当服务业从业人员看待，殚精竭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方仍然是：理直气壮要图，理直气壮欠费。

设计咨询服务的价值容易被低估，这也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房地产行业的疯狂逐利，开发商眼中有巨大的利润，快速扩大规模，而无视自有资金的不足。某次因为设计费拖欠的事情和LD集团技术研发部的某工交涉，大郎不识趣地问这么些设计费你们也计较吗？ 某工吃惊地看着我说：你不知道设计费占我们现金流的一大块吗？土地出让金可以拖欠（现在好像不行了哈），施工单位可以让他们垫资施工，设计费没有拖欠你们太久阿！恩，我等应该很感激呢。

大郎今年在交涉设计费拖欠事宜时，从LD集团的几个不同城市的事业部设计主管那里不约而同地听到：不要计较这几万块钱。这好像猛然把听者置于道德的下风，言者似乎慷慨大方，听者仿佛斤斤计较，很是没有腔调。从个人层面上看，这些设计管理人员都是出身名校的青年才俊，文质彬彬谈吐不俗，为啥在这样一个机构里就能变得如此不可理喻呢？

人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建筑师不像包工头那样会用酒色钱财笼络甲方人员，也不会向农民工那样爬到塔吊上以死相要讨薪，所以被人拖欠是不难理解。

但实质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理解“专业服务是什么”。

大郎发现：相对于方案而言，施工图不容易被忽略；相对于设计而言，施工不容易被忽略。总之，有形产品都不容易被忽略。吃了海鲜大餐，不付费就走人行吗？面砖涂料运到工地，不付费行吗？开发商要把房子卖给小业主，少付两万元可以吗？而建筑师把方案交给开发商了，似乎不付费也饿不死人。

大郎的执业训练老师讲的第一堂课，就是正本清源地提到两个概念：服务和产品。某人把汽车钥匙交给你，那是交给你产品，他必须保证这辆汽车达到特定速度油耗排放标准；某人教你开车，那是服务，他不一定保证教会你开车，如果你足够笨的话。

建筑设计公司输出的无论如何只是服务，不是产品。这和医生和律师的服务一样：医生治病救人，但是不保你不死；律师为你打官司，但是不保你胜诉。专业服务要做的是付出合理足够的技能和关怀，但是不能保证这种付出构成服务对象商业成功的充分条件。

发展商遇到市场问题，不管设计是否已经被其接受，很容易归结为设计没有出彩，没有忽悠到小业主，从而通过拖欠或拒付设计合同费用，来表示惩罚或减少损失。

设计成功和销售成功虽然有某种关联，是没有直接因果联系，设计是一个环节之一，且不说市场对于建筑学的理解，即使是在宏观经济正常的情况下，即使是设计本身符合市场规律，也还有项目定位，策划，施工管理，销售策略，广告营销的诸多要素，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容易影响房产的销售。

所以，在契约社会里，建筑师一般不会签一个fit for purpose的合同，除非是一个design and built合同，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追述对象不是设计，而是建造，业主不用区分设计的缺陷还是建造的缺陷。但在这样的合同下，业主要支付的合同费用，一般比分别找人设计和建造的费用要高一些，等于是他间接地支付了设计的风险费用。

同样，在契约社会里，风险总是以某种代价在转移分配，而且往往是有能够承担风险的一方首先承担。比如，一个身无分文没有保险的人不小心刮花了你的梅塞德斯，你和法律机构都无法让他赔你什么银子，而另外一个有保险的车主作了同样一件事，就不一样啦。

在房地产行业，建筑师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能够和开发商比较吗？建筑设计无论从市场不确定性和企业资本的不对等性来说，都不具备分担开发商市场风险的义务和能力。

如果实在要建筑师承担风险也可以，那就是参照其他行业的做法，例如：

律师的合同纠纷的诉讼代理有风险代理一种：如果诉讼不成功，不收取费用；如果诉讼成功，律师要从败诉方赔付款里面，收取一个预先协商的份额，这个往往大大地高于常规的律师费用。房地产销售代理业也有类似的承包代理。这两种代理方式中，风险和利益存在直接的关联。

但是在房地产项目中，如果项目商业上很成功，开发商会把利润分给建筑师一部分？建筑师最多快速回收设计费而已，那么为什么就会在有困难的时候把建筑师拉进来一起承担呢？

其实，在任何一个经济体制下，议价能力Bargin power都是谈判合同时的重要筹码。但是在某些法律和道德比较薄弱的环境下，这有可能成为唯一的筹码。 这种强权可以无视服务或产品的固有价值，强行决定价格和服务标准，强行单方面拖延服务或者付费，爱要不要，我的地盘我做主。在和LD集团XA事业部洽谈合同的时候，对方的法务顾问居然要求把建筑师责任赔付的最高额度条款修改为最低额度？意欲开创世界合同法先河。在过往几年的管理经验中，我们还时常看到开发商要求建筑是在合同没有签订之前开始大量工作的情况，言之凿凿誓誓旦旦地要求建筑师相信其诚信，而其后发生的变数，往往极具讽刺意味。

在成熟市场化的国家，口头承诺也很有可能会被法庭采信，因为当事双方要对上帝发誓。在我国的当今，书面的合同都可以不遵守，那么言语的承诺就更不足为信，君子协议成立的前提是双方仍然是君子。如果我们还无法指望商业道德的社会，我们至少需要契约的社会。

服务业要在我国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守“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我国的服务业市场化的目标可不可以定为：培养“有理想有觉悟有道德有文化”的服务业消费者和服务业从业人员？

某天在msn上碰到一个海外师妹，大郎很没有修养地对于某些开发商的拖欠设计费行为发了几句牢骚。师妹挪揄说：要把自己当服务业从业人员看待嘛。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啊，认为自己和厨师、剃头匠以及裁缝是一样的小手工业者。

一个国家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就会有更多的产业工人和农民转向服务业，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向他人提供服务而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行业，就会越来越壮大。中国进入市场经济该有20年啦，其间我们在制造业、轻纺、农业等提供产品的行业方面的进步令人瞩目。从服务业领域来看，也有不少进步。20年前的中国，服务的概念还很弱，1990年在北京的国营饭店吃饭，还能够遇到服务员在我们吃完饭以前就扫地的情况，现在再也没有啦。

服务业其实也各有其态：

首先不要误解“为人民服务”里面的服务二字，尽管英文里面把ZF提供的政务工作称为service，这里我们姑且不把这种“领导”称为“服务”：这实在是太不现实或者和现实有太大差距。有这样一幅漫画，借用荤笑话主人公蚂蚁和大象，描写幡然醒悟的大象对蚂蚁承诺：如果我再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你们就可以把我踩成肉泥。

其次是一些传统的国营服务业，例如邮电、通讯、电力、煤气等，已经走向市场化，但他们仍然是最可怕的服务商：说一不二的价格（一定和国际接轨）和服务质量标准（不一定和国际接轨）。他们仍然是大象，我等消费者仍然是蚂蚁，中国古训和气生财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不如说是霸气生财。

还有一些服务业大型民企或私企（包括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港台企业），虽然没有直接的ZF平台，但是可能由ZF庇护。他们表面上对于消费者很客气，他们有最为繁文缛节的细致周到的内部行政程序，甚至有ISO9000或者14000作为服务标准，但是从他们处理消费者个体投诉和不满的案例来看，你可能会怀疑他们具备私人武装，募养着一帮盲从的保安，或者借助黑社会暴力维护商业利益。对于这些大店，银行和ZF部门都比较殷勤。

同时也有多如牛毛的小型服务业私企，比如从事传统的满足肉体的服务业（餐饮、洗浴等）。死猪不怕开水烫，没有自尊，总是偏好现金，不收银行卡，恨给发票，能混就混。能躲就躲，遇到强硬的客户，也只好乖乖就范。他们有时候也借助黑社会暴力维护商业利益，或者抵抗ZF部门的管制。

夹芯层的莫过一些中小型的知识型服务业提供商。没有ZF后台或者黑社会背景，没有太多的避税手段，营业收入没有少到可以不开发票，也没有多到可以让银行毕恭毕敬。

若干年前，因为项目配合和深圳某高尔夫球会的管理层一起吃饭，席间聊到服务业难做，

他们说：只要你是做服务业的，谁都可以指着你的鼻子骂。

我私下里认为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高尔夫的服务难做，主要是因为在中国，高尔夫是上流社会的运动，这里每个大爷都有一定的背景，都可能单独地具备和管理公司抗衡的实力，所以比较难侍候。

但是在通常的居住小区里面情况就不一样了，单个住户很难和物业管理公司能够抗衡，所以物业管理公司作为一个团队，要对付没有团结组织起来的业主，就比较容易，也就让那些以为物业管理公司是业主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可笑意识有了茁壮成长的温床。

在中国这样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这要看提供服务和被服务的人谁的社会地位高。服务和被服务始终是一种斗争关系，仿佛一直在两个极端徘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客大欺店，店大欺客；要么骄横跋扈，要么低三下四，唯独难以心平气和平等相待。大郎第一次接触西方国家的服务业是在1998年乘坐英航班机时，其间观察英国空嫂的工作，可谓彬彬有礼，有求必应，没有扭转身后的冷眼，也没有职业性的媚笑。我就纳闷，人家为什么不那么气冲冲的工作呢？乘客也没有那么多的不满和焦躁。在英国银行里面，你也能和营业员平等轻松地交谈，甚至可以开几句不伤大雅的玩笑。

西方军队中提供精神服务的牧师一般没有军衔， 他们可以为任何军阶的军官或士兵提供信仰服务，在这种体制下，他们可以认为，你不比我高也不比我低，我们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各自都直接和上帝产生联系。难道我们的服务业也需要基督教的浸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