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发现小店内的部分项目的位置是颇有意味的地名，或者有特定地理特征的地名，所以拼凑打油诗聊以自娱，项目相互之间并无关联。

 

鸿毛湾：乃舟山定海老城区外不远处的一个山坳，内有效水库一座，本店在此设计一个坡地低密度住宅项目（俗称别墅），近期销售颇为不错，开盘当日回流1.5亿资金。

白沙岛：是舟山东部一个小岛，以海钓胜地闻名于圈内。小店受普陀区旅游局之托，在沙滩海岸边沿设计了一个小型酒店，以期提高小岛上的旅游设施水准，即将开工。

炮台山：是舟山临城中北部一个小山包，因清军曾在此建立炮台而得名，将被炸平（非小店之意），建设20万平方米的全系列等级的住宅，本小店通过竞标获得委托。

远香湖：是嘉定新城南部的一个景观区域。受到张斌大师的推荐，一同为政府开发企业分工设计一系列小型建筑，如游客中心、茶室、厕所和餐厅等，其中厕所因为安藤方案扩张基地被占用，被迫缓建。

泊寓：舟山东港的一个全装修的小户型公寓，小店修改了已经完成施工图设计的立面部分，现已经售罄。

山房：亦即八大山房，受到袁烽大师的推荐，在青城山下为成都置信集团一同分工设计一些列高端独家院落式住宅，目前因为地震缓建。

复星：通过竞标，小店获得南外滩复星集团总部大楼的外立面改造设计任务，世博会以前完工。

青羊：得到成都置信集团的再次委托，和另外几间事务所一同分工设计青羊总部基地中华情项目的一系列独院会所。

鸿毛湾内系泊寓，

白沙岛上建山房；

炮台山巅数复星，

远香湖畔牧青羊。

 

 

给太后整了一点草药，寻思着应该再整一个衡器，以便称重，于是借题发挥地想到天平。

其实目前市面上的衡器有很多种，甚至看到设计精巧的手机大小的电子天平，也有不少托盘市的天平。但是大浪着迷于那种中学试验课堂上的吊盘式的物理天平，总觉得要比托盘式的优雅一些，故求得一枚浙江慈溪某厂的产品（如图）。收到后，发现略有些粗糙，但是该有的零件样样都有，甚至有水准装置，精度也不错，虽说达不到标称的0.2毫克，但是可以轻松达到10毫克的精度。

衡器是一种令人赞叹的玩意儿，为了追求平衡而设计的构件有那么强的形式感觉，不追求每个构件的精密，但是设计好的多种调节机件，让这东西最终可以取得绝对的平衡。由于太后对这种草药过敏，所以天平终究成为大郎的玩具，但愿灰尘和锈迹最后会让略显粗糙的物件变得含蓄和柔和一些。

丑女演员朱迪福斯特说她为啥要要当演员，是因为表演可以让她体验非此而无法“体验”的多种生活。大意如此。

匠人大郎认为建筑师也是不错的职业，因为每设计一种建筑，就有机会体验一种生活或生产方式。就看你是否愿意去体验。

以前参与为某国军队规划军营的时候，就有机会参观期军营，听军官们讲解目前的军营的不足，和对美好军营的憧憬。还有机会约见某个岗位的军官，要求他们回答我们的设计问题；实地得看看那些我们以往在照片上看过的战车并且得到基本的参数，乃至团以下编制和基本武器的配备（不过这些大郎都忘记了）。

参与设计飞机制造厂车间的时候，就有机会了解机翼制造的一半流程，体验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的一部分内容。

设计老年医院的时候，可以得到护士长的亲切接待，并且回答我的问卷，带领我们参观垂暮老人的病房；护理单元的基本流程也得以了解，这让我看国内的医院住院部时，不是那么盲目。

最近要搞一个什么游艇岸上设施的方案，就的恶补码头构筑和浮趸的基本知识，了解一些和建筑风马牛不相及的学问。

我们也设计豪宅，但是完全没有真切的富豪生活体验，我们只好向电影和文学学习，阅读高端时尚杂志，不放过飞机上的奢侈品读物，在形形色色的诱人图片中揣摩。

我们设计商业建筑的时候，无法抛开商业运营商的要求，我们试图理解零售业是如何赚钱的，优质的餐馆是如何运作的，店家喜欢的开门方式和店招位置。等等

 

所以每一种新的类型的建筑，就带来一次学习的要求，有时候也夹杂着无法超越经验的愧疚和尴尬。

但是无论如何，建筑师只是了解建筑学知识好像还远远不够，要想让建筑的使用者感到愉悦（而不是自我愉悦），就要努力学习使用者的生活或者生产方式。这些生活，如果不是需要设计这样一个建筑，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去经历，也不会关心。

如果有朝一日，你的经验积累已经可以让你引领使用者的行为，那你就是一个牛鼻的建筑师，而不是一个挨骂的建筑师。

  

   日前在苏州游玩，在狮子林外的园林路步行街上，偶见一个武大郎饼铺。

 

 

于是大喜，欣然购得炊饼一袋。

 

 

 

 

 

 

 

    总之，大郎要向该店家学习，为小店的文化价值而努力奋斗！

 

     ps：大概由于市场原因，饼店把门店的一半转租给一个服装店，留一半自用。这不也是经济危机下的过冬高招吗？回头大郎把小店的一半租给另外一个更不济的建筑师事务所，下次业主进来先要问清楚哪家是哪家。哈哈

 

 

 

去年11月以来，太后突然发现的重症，让整个家庭全进入战时状态。多亏老姐及时回来，负担起绝大部分的工作。住院、手术、重症监护、一级护理、二级护理、带管出院、复诊、急诊。所有环节都过一遍。

一番折腾下来，太后最近的血液检查表明，血清癌症免疫指标基本上进入了正常范围，看来太后的手术本身还是很不错的，病情进入了稳定期。以后是否复发，就要看上天的安排了。前日看了中医，指望用中药来补偿因为肝功能不足而不能够化疗的缺憾。加上大郎本人也凑热闹看了中医，企图调养轻度脂肪肝和胆囊炎，所以现在天天和太后轮番占用厨房煎药。

这段时间以来，不少朋友以各种方式msn、短信、QQ、电话等等表示了关心，大郎在此一并谢过了。我们将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病魔作斗争，不辜负大家的美好愿望！

春节要来啦，希望全家人牛年平安！也希望所有朋友牛年平安！

政府减税了，央行降息了，银行放贷了，而房地产业界的日子依然很难过，业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黑夜加班回家。一女遭遇劫匪，颤抖着说：“大哥，我是售楼员，两个月没发工资了，今天刚被裁员，你看报道就知道了，真的没有钱……”
    劫匪听后痛哭流涕：“妹子，同行呀，俺原来是做房地产策划的，你拿好工牌，后面那帮劫匪是做建筑设计的，你放心，我们绝不抢自己人。对了，边上那条路不要走，他们什么人都抢，12点以后换班的是房产中介。”

 

 

江湾体育场公园内香樟树都维护得不错，夏日下午显得安静宜人，整洁有序，不太像多半人来人往的上海的公园。

近来在江湾一带混得比较多，发现附近还是有不少好东西。长海医院的飞机楼很奇特，上海体院内的主楼似乎也有华西医科大学内的建筑风格，而同济中学内的钟鼓楼式的建筑，有几分破败和落寞，似乎更有意思。

体育场是典型的中国固有式的现代主义建筑，该功能的时候讲功能，该装饰的时候有装饰。对于以西方建筑语言为主的Art Deco滥觞的上海，这里可以找到不少以中国传统建筑语言为蓝本的Art Deco。大郎认为至今仍然有可圈可点之处。

体育场最显著的特征是那些看上去比较纤细的24砖连续拱，那薄薄的样子，有点像高迪的单砖拱，但后者更薄。看台下和拱券之间的空间完全可以是积极而有意义的，现在的改造工程首先在用玻璃钢技术加固原有结构，期待以后会有一系列商业或艺术空间可以为这个骑楼序列注入活力。

虽然建筑师用了传统的装饰，但很是节制，只是运用在各方向入口等重点节点上。而且在这些节点上，线脚都较为简洁，只是在须弥座的中段平直部位作了水洗石仿石的迁浮雕花饰，这个无疑聪明地避开了繁复的转折面的立体雕饰，莫非是新生活运动的权宜之计。  

外墙顶部有一系列的旗杆，旗杆底座的卷云花饰饶有趣味，大郎更愿意相信那是青铜做的。

体育馆的平面和立面都看上去很工整，那几个和阳台结合的修长的窗户尤其舒服，简洁但是有麦金塔什风格的修长的钢窗格构强化了这个比例关系，浅浮雕的窗边角饰却柔化了这个阳刚的元素，46开比例税评旋开的窗户，巧妙地让窗户可以避开这一对角饰来开启。 

体育馆内的，公共楼梯踏步的水磨石楼面和马赛克的踏步沿防滑条配合得当，连同厚重的石头（斩假石？）雕花的栏杆一起，有难得的质朴和拙味儿。钢屋架上方的木渣天花板估计是为了达到吸声作用，而简朴的清水砖墙让观众座位区显得更加舒适，但我怀疑座位的颜色乃是近年差强人意的选择。

大郎喜欢体育馆的顶天窗采光效果，这让光线的来向一致而不偏袒，且地面附近的光线均匀柔和；远远好过当代设计的源深体育馆那样的侧高窗，它们会产生让人不舒服的眩光，在源深打羽毛球容易让大郎这样技术视力双差的人失去高空球目标。

游泳馆虽然是室外游泳池改建而来，但是外墙的基本建筑严肃仍然让人愉悦。尤其是那三个低调的连续拱，让游泳池内部和门厅内部皆有品位。改建后的钢结构浅拱顶所提供的顶光让水下的视线效果很舒服，救生员的视线也能安全透视水体。只是屋顶稍稍嫌低，估计是为了降低空调的成本，不太在乎比赛观演的需求。 唯一不太符合现代要求的是池边沿的设计，这些所谓的痰槽的功能有些尴尬，如果使用得当，本来水平面应该维持在这个高度，以便提供消波的作用，但是卫生条件让人不敢把水面维持在这里。

在北门内的体育场和体育馆之间，有一个爬满青藤的建筑尚在遗弃中，大郎偷窥感觉这是一个礼堂，内部的连续拱券也许很有表现潜力，可惜现在铁栅把门，内部布满尘埃，有一只瘦骨嶙峋披头散发的落魄老猫据守其中，散发一股诡奇。

最近，有了现代气息的创智天地一系列商业建筑的加入，让体育场公园有了一种厚重中的活力。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某些原因，大郎携老娘搬到一个临时居所，这里除开上班方便停车不要钱，其他生活都不方便：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宽带。每天在办公室过当代生活，回家以后过80年代生活，看报纸，听广播。除开开幕式外，这是第一个不看电视的奥运会。

等待一百年的开幕式可谓美仑美奂，道具服装豪华铺张，我们太渴望让世界了解我们。只是中间段稍嫌沉闷，对于古代文明的渲染过多，主体稍有散乱，有些焦点的尺度（例如昆曲表演和指南针）看来和体育场的尺度差距太大，现场的观众也许就看不到。老谋子发挥了我国人海战术的优势，还是走拿民俗做文章的套路，群众演员的憨笑表情和他的电影如出一路。

最有意思的环节，是刚开始的倒计时显示、29个脚印的城市尺度的烟花发射、舞蹈演员在地毯上的书法绘画。大郎估计那个群众参与的行为艺术的巨幅地毯会被拍卖或者被博物馆收藏。

在运动员入场式上，我们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富国之路的国家，有选择的民族主义情绪稍有体现：除开中华台北和中国香港之外，观众只对大国代表队报以额外的掌声和欢呼，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等，几乎是八国峰会的成员国。 从现场的掌声来看，我们对以前那些穷兄弟已经似乎不感兴趣，包括非洲国家，以及我国传统的政治盟国如罗马尼亚、保加尼亚、匈牙利等，尽管人家的队服和精神面貌也很有特色。

刚刚结束的一系列足球比赛中，为中国队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固然让人兴奋，但是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天津赛场。客队的进攻会招来无一例外的倒彩（这种倒彩本应该只出现在有不道德的犯规行为出现的时候），这感觉和奥林匹克的精神相悖，让大郎感到没有面子。

入场式中唯一例外得到掌声的小国是巴基斯坦，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帖子，号召大家为巴基斯坦鼓掌，因为人家在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上和我国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

开幕式看到最后，大郎疲惫不堪，老娘早已经在沙发上睡着。难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拉，这么大把年纪，还要在大家都挥动扇子的体育场内，衣冠楚楚正襟危坐3个小时。大郎觉得他们应该穿的凉快一些、节日一些，别老是那套深色西服，又不是开政治局会议。

 

 

市场经济以前，设计院是事业单位，不是服务提供商，设计费虽说不高，但是业主车接车送，好吃好喝招待着；市场经济以后，刚开始有不少设计院仍然以为自己是大爷，结果被不少机制灵活的有自知之明的设计公司抢了先机。

市场经济到了今天，资本的力量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多数设计院又成为了一个主动和被动的瘪三，杭州某个头脑过于灵活的设计公司居然提出了极端的口号：方案设计不满意不收费。菲利普约翰逊关于“建筑师是高级妓女”的论调似乎得到可悲的验证。

关于建筑师如何进行职业化的服务，大郎另文有述，这里主要想谈谈服务对象的问题。

 

今年以来，由于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就出现了不景气向设计领域转移的现象，不止大郎一家的设计费开始被拖延或抵赖。我们如海外师妹所说，把自己当服务业从业人员看待，殚精竭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方仍然是：理直气壮要图，理直气壮欠费。

设计咨询服务的价值容易被低估，这也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房地产行业的疯狂逐利，开发商眼中有巨大的利润，快速扩大规模，而无视自有资金的不足。某次因为设计费拖欠的事情和LD集团技术研发部的某工交涉，大郎不识趣地问这么些设计费你们也计较吗？ 某工吃惊地看着我说：你不知道设计费占我们现金流的一大块吗？土地出让金可以拖欠（现在好像不行了哈），施工单位可以让他们垫资施工，设计费没有拖欠你们太久阿！恩，我等应该很感激呢。

大郎今年在交涉设计费拖欠事宜时，从LD集团的几个不同城市的事业部设计主管那里不约而同地听到：不要计较这几万块钱。这好像猛然把听者置于道德的下风，言者似乎慷慨大方，听者仿佛斤斤计较，很是没有腔调。从个人层面上看，这些设计管理人员都是出身名校的青年才俊，文质彬彬谈吐不俗，为啥在这样一个机构里就能变得如此不可理喻呢？

人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建筑师不像包工头那样会用酒色钱财笼络甲方人员，也不会向农民工那样爬到塔吊上以死相要讨薪，所以被人拖欠是不难理解。

 

但实质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理解“专业服务是什么”。

大郎发现：相对于方案而言，施工图不容易被忽略；相对于设计而言，施工不容易被忽略。总之，有形产品都不容易被忽略。吃了海鲜大餐，不付费就走人行吗？面砖涂料运到工地，不付费行吗？开发商要把房子卖给小业主，少付两万元可以吗？而建筑师把方案交给开发商了，似乎不付费也饿不死人。

 

大郎的执业训练老师讲的第一堂课，就是正本清源地提到两个概念：服务和产品。某人把汽车钥匙交给你，那是交给你产品，他必须保证这辆汽车达到特定速度油耗排放标准；某人教你开车，那是服务，他不一定保证教会你开车，如果你足够笨的话。

建筑设计公司输出的无论如何只是服务，不是产品。这和医生和律师的服务一样：医生治病救人，但是不保你不死；律师为你打官司，但是不保你胜诉。专业服务要做的是付出合理足够的技能和关怀，但是不能保证这种付出构成服务对象商业成功的充分条件。

发展商遇到市场问题，不管设计是否已经被其接受，很容易归结为设计没有出彩，没有忽悠到小业主，从而通过拖欠或拒付设计合同费用，来表示惩罚或减少损失。

设计成功和销售成功虽然有某种关联，是没有直接因果联系，设计是一个环节之一，且不说市场对于建筑学的理解，即使是在宏观经济正常的情况下，即使是设计本身符合市场规律，也还有项目定位，策划，施工管理，销售策略，广告营销的诸多要素，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容易影响房产的销售。

所以，在契约社会里，建筑师一般不会签一个fit for purpose的合同，除非是一个design and built合同，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追述对象不是设计，而是建造，业主不用区分设计的缺陷还是建造的缺陷。但在这样的合同下，业主要支付的合同费用，一般比分别找人设计和建造的费用要高一些，等于是他间接地支付了设计的风险费用。

 

同样，在契约社会里，风险总是以某种代价在转移分配，而且往往是有能够承担风险的一方首先承担。比如，一个身无分文没有保险的人不小心刮花了你的梅塞德斯，你和法律机构都无法让他赔你什么银子，而另外一个有保险的车主作了同样一件事，就不一样啦。

在房地产行业，建筑师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能够和开发商比较吗？建筑设计无论从市场不确定性和企业资本的不对等性来说，都不具备分担开发商市场风险的义务和能力。

如果实在要建筑师承担风险也可以，那就是参照其他行业的做法，例如：

律师的合同纠纷的诉讼代理有风险代理一种：如果诉讼不成功，不收取费用；如果诉讼成功，律师要从败诉方赔付款里面，收取一个预先协商的份额，这个往往大大地高于常规的律师费用。房地产销售代理业也有类似的承包代理。这两种代理方式中，风险和利益存在直接的关联。

但是在房地产项目中，如果项目商业上很成功，开发商会把利润分给建筑师一部分？建筑师最多快速回收设计费而已，那么为什么就会在有困难的时候把建筑师拉进来一起承担呢？

 

其实，在任何一个经济体制下，议价能力Bargin power都是谈判合同时的重要筹码。但是在某些法律和道德比较薄弱的环境下，这有可能成为唯一的筹码。 这种强权可以无视服务或产品的固有价值，强行决定价格和服务标准，强行单方面拖延服务或者付费，爱要不要，我的地盘我做主。在和LD集团XA事业部洽谈合同的时候，对方的法务顾问居然要求把建筑师责任赔付的最高额度条款修改为最低额度？意欲开创世界合同法先河。在过往几年的管理经验中，我们还时常看到开发商要求建筑是在合同没有签订之前开始大量工作的情况，言之凿凿誓誓旦旦地要求建筑师相信其诚信，而其后发生的变数，往往极具讽刺意味。

 

在成熟市场化的国家，口头承诺也很有可能会被法庭采信，因为当事双方要对上帝发誓。在我国的当今，书面的合同都可以不遵守，那么言语的承诺就更不足为信，君子协议成立的前提是双方仍然是君子。如果我们还无法指望商业道德的社会，我们至少需要契约的社会。

 

服务业要在我国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守“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我国的服务业市场化的目标可不可以定为：培养“有理想有觉悟有道德有文化”的服务业消费者和服务业从业人员？

 

 

某天在msn上碰到一个海外师妹，大郎很没有修养地对于某些开发商的拖欠设计费行为发了几句牢骚。师妹挪揄说：要把自己当服务业从业人员看待嘛。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啊，认为自己和厨师、剃头匠以及裁缝是一样的小手工业者。

 

一个国家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就会有更多的产业工人和农民转向服务业，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向他人提供服务而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行业，就会越来越壮大。中国进入市场经济该有20年啦，其间我们在制造业、轻纺、农业等提供产品的行业方面的进步令人瞩目。从服务业领域来看，也有不少进步。20年前的中国，服务的概念还很弱，1990年在北京的国营饭店吃饭，还能够遇到服务员在我们吃完饭以前就扫地的情况，现在再也没有啦。

 

服务业其实也各有其态：

 

首先不要误解“为人民服务”里面的服务二字，尽管英文里面把ZF提供的政务工作称为service，这里我们姑且不把这种“领导”称为“服务”：这实在是太不现实或者和现实有太大差距。有这样一幅漫画，借用荤笑话主人公蚂蚁和大象，描写幡然醒悟的大象对蚂蚁承诺：如果我再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你们就可以把我踩成肉泥。

其次是一些传统的国营服务业，例如邮电、通讯、电力、煤气等，已经走向市场化，但他们仍然是最可怕的服务商：说一不二的价格（一定和国际接轨）和服务质量标准（不一定和国际接轨）。他们仍然是大象，我等消费者仍然是蚂蚁，中国古训和气生财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不如说是霸气生财。

还有一些服务业大型民企或私企（包括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港台企业），虽然没有直接的ZF平台，但是可能由ZF庇护。他们表面上对于消费者很客气，他们有最为繁文缛节的细致周到的内部行政程序，甚至有ISO9000或者14000作为服务标准，但是从他们处理消费者个体投诉和不满的案例来看，你可能会怀疑他们具备私人武装，募养着一帮盲从的保安，或者借助黑社会暴力维护商业利益。对于这些大店，银行和ZF部门都比较殷勤。

同时也有多如牛毛的小型服务业私企，比如从事传统的满足肉体的服务业（餐饮、洗浴等）。死猪不怕开水烫，没有自尊，总是偏好现金，不收银行卡，恨给发票，能混就混。能躲就躲，遇到强硬的客户，也只好乖乖就范。他们有时候也借助黑社会暴力维护商业利益，或者抵抗ZF部门的管制。

夹芯层的莫过一些中小型的知识型服务业提供商。没有ZF后台或者黑社会背景，没有太多的避税手段，营业收入没有少到可以不开发票，也没有多到可以让银行毕恭毕敬。

 

若干年前，因为项目配合和深圳某高尔夫球会的管理层一起吃饭，席间聊到服务业难做，

他们说：只要你是做服务业的，谁都可以指着你的鼻子骂。

我私下里认为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高尔夫的服务难做，主要是因为在中国，高尔夫是上流社会的运动，这里每个大爷都有一定的背景，都可能单独地具备和管理公司抗衡的实力，所以比较难侍候。

但是在通常的居住小区里面情况就不一样了，单个住户很难和物业管理公司能够抗衡，所以物业管理公司作为一个团队，要对付没有团结组织起来的业主，就比较容易，也就让那些以为物业管理公司是业主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可笑意识有了茁壮成长的温床。

在中国这样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这要看提供服务和被服务的人谁的社会地位高。服务和被服务始终是一种斗争关系，仿佛一直在两个极端徘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客大欺店，店大欺客；要么骄横跋扈，要么低三下四，唯独难以心平气和平等相待。大郎第一次接触西方国家的服务业是在1998年乘坐英航班机时，其间观察英国空嫂的工作，可谓彬彬有礼，有求必应，没有扭转身后的冷眼，也没有职业性的媚笑。我就纳闷，人家为什么不那么气冲冲的工作呢？乘客也没有那么多的不满和焦躁。在英国银行里面，你也能和营业员平等轻松地交谈，甚至可以开几句不伤大雅的玩笑。

西方军队中提供精神服务的牧师一般没有军衔， 他们可以为任何军阶的军官或士兵提供信仰服务，在这种体制下，他们可以认为，你不比我高也不比我低，我们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各自都直接和上帝产生联系。难道我们的服务业也需要基督教的浸染？

（未完待续）

 

 

虽然五月份也参加了前同事小两口的一个婚礼，但还没有从地震灾难的感情冲击中缓过劲来。而此时，就接到北京女哥们儿电话，告知马森哥哥突发心肌梗死而过世的噩耗。

 

朋友从北京天津深圳重庆上海等地迅速集聚到八宝山，在这个没有预期的场合，见到很多当年院里的同事朋友：除开较常见面的长明、老吴、老曹、老路和吴青，还有当年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三所主任建筑师庄念生先生、现已名满天下的李兴钢、曾经一起同事和到英国留学的武昕和刘延川、最早从我们单身哥们中间叛变的多年没见的张金俊、甚至还有小学同学吴敬青等等。老朋友老同事见面，除了默默地握手简短地问候，没有激动的笑谈。身穿神色素服的人们在屋外站了一大片。

遗体告别时候到了，马森兄安详躺于棺木，仿佛安睡中。脱离了队伍的步伐，我忍不住想多看几眼，却回头看到我身后的老曹和长明兄，两个人到中年的大男人，竟也泪眼朦胧。老曹出门后就背到墙角抹眼泪，长明兄也无声地流泪。

当人群都退出后，我和长明兄又走到灵柩旁，想最后扶扶棺，但是工作人员似乎没有安排这个环节，而安排大家去焚烧祭品。我和长明兄抬着花篮，去焚烧炉和其他祭品一同烧掉，那些白玫瑰马蹄莲连同花圈一起燃烧，竹竿在火炉中噼叭爆裂，仿佛是送马哥上路的鞭炮。长明和我捡起撒落地上的花朵，往火炉里面扔，老曹一旁看着，蹲在那里落泪，老吴躲得更远。

追悼会后大家一起吃晚饭，特地挑了以前单身宿舍附近的一个餐馆。菜上齐了，大家似乎没有以往在一起的放肆，都不愿动筷子，直到老大李长明说了一句：今天我们送走了马森，今后大家多保重。大家才开始夹菜。

 

马森是我多年的朋友，同校同专业82级学长，当年北京单身宿舍一起厮混的哥们，而今却成为好朋友中间第一个离开我们的人。

马森的家世我知道得不多，但知道解放前的他家在重庆解放碑附近有不少房产，苏州的某个著名园林也一度在他们家名下。马森兄天性乐观豁达，思维敏捷，开朗健谈，为人宽厚包容。一群人中间，会因为有了他的谈笑风生而感染，快乐一片。

在飞北京途中，当年那些点点滴滴在头脑中一幕幕回放：

每天下班后一帮哥们在长明老路宿舍等齐了以后到附近搓饭，吃遍附近的大小饭店，马森因为和蔼可亲幽默风趣在服务员小姑娘中间有极好的人缘；

1994年夏天的某个夜晚，我们一帮人到什刹海夜泳，开心之极；

1994年五一假期马兄吴兄和我一起到北京西南的十渡风景区游山玩水骑马划船，马兄因为不善骑马而被马鞍撞的臀部红肿，无法仰面睡觉，被我们嘲笑；

马兄一贯善于总结社会动向和人生感悟，大郎被派驻到深圳后，几乎每年回到北京和朋友们聚会时，马哥都有新的笑话出台。至今记得马兄满脸是戏地讲蚂蚁和大象的故事，第二年回去后就有了新的版本。

2001年冬天回国，再次见到马兄和朋友们，马兄非常形象地总结北京当年的流行话语为：关键是要找个人；而前年的流行话是：一定要搞大。

2005年电话长聊，马兄结合最近几年在方略的经验，兴奋地讲起企业运作的感想，兄弟说：要当好的建筑师，就要做到人格分裂：一面可以和那些层次不高的业主一起混混，一面关起门来可以好好地研究专业。虽然大郎至今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种境界。

。。。。。。

端午节，在手机里面滚动人名发出节日短信，看到马森的名字，觉得恍兮弗兮，心里面有些堵：犹豫是否该给马兄也发一条节日问候，他是否会收到？

马森兄一路走好。希望马兄太太和年幼的女儿能够好好地生活下去。

 

  

 

可以列一个表预测灾后各种艺术形式的动向（不要太当真）：

 

美术方面：

已经有网民建议雕塑家把某些现场照片复制成雕塑；

估计除开国画比较难以表达现实主义题材以外（因为国画里面的山水看不出是灾前还是灾后），现代艺术家/画家，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表达那种撕心裂肺的恐惧感例如像蒙克或者毕加索那样表现苦难题材，当然，年画家可能比较适合表达灾后人民欢庆新生活的题材；

摄影师，可能是灾后最早开始创作的艺术门类，他们已经在瓦砾堆上开始攫取素材，等到回家ps一下就可以发表了。

行为艺术家也可以在灾区大行其道，或者到陆家嘴表演有关的行为艺术，让娇滴滴白生生的都市白领体验血腥恐怖的场面。

 

音乐方面：

交响乐，灾难发生的过程最适合交响乐这样章回结构完整的音乐形式，慢行快板都能找到合适的母题：钢琴的痛苦敲击，弦乐的撕裂磨砺，定音鼓的震动低吼，最直观的例子是辛德勒名单中的小提琴协奏表达的苦难母题；

流行音乐作曲作词估计或着手于博爱主题，抒情类的会占上风，尤其是适合群星联唱的慢节奏歌曲，而重金属摇滚乐，如果有合适的乐队，可能会切入自然的狂野和生命力的顽强；

羌族人和藏族人的原生态歌手估计会得到很好的挖掘；

合唱：最近的青歌赛发掘出合唱在我国的巨大潜力，虽然宗教在我国没有成为合唱的主要题材，但是大的灾难可能会取而代之，例如抗日战争就很好地催生合唱这种形式。比较可以想象的是反映犹太人苦难历史的希伯来苦役大合唱，这是一种让大家开始手拉手一起唱的反映民族悲情的歌；

进行曲：军歌随着军队地位的提升估计会得到流行，大郎看到最近的电视节目已经用貌似前SS冲锋队军歌的旋律来配合电视救灾画面。

 

 

文学：

纪实文学家们对于这次灾难的追踪欲望那就不用说了；

小说家可以下乡蹲点体验灾后生活，发发狠可以写1万篇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小说，建议和电影编剧合作，参见下文；

诗人：写感人泪下的诗歌，那种念完以后哑口无言凄然泪下的诗歌，而且最适合让倪萍姐姐这样的演员在台上朗诵。建议和曲作者合作，参见前文。

 

电影戏剧：

几乎可以容纳上述所有艺术内容的艺术，可以最大众化地传播，赚足人们的眼泪回收票房。不仅有最直截了当的大制作灾难片表达英雄人物（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当然是不行的）；也可以是反映特定个人和家庭灾前灾后的压抑生活的悲情生活片（不知道会不会通过审查）；可以是阴阳两隔不离不弃的爱情篇（比较安全的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也可以是以某些边缘人物如小偷等为主角的人群在地震中经历的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喜剧片；既可以是可以是反映人民军队抗震救灾的准军事题材，也可以是表达极少数基层农村干部如何在地震中和那些偶尔被其轻慢的村民结下血泪深情而痛改前非的农村题材，也可以是讲述灾区少年受尽磨难日后成为成功人士的励志片。

不论哪一种，四川方言都有望用于特征对白，而且这次再也不是王保长或者疯狂的石头里面的那些方言那样被突出搞笑特征。

艺术的堰塞湖

 

好像是贾平凹说过：知青们吃过几年苦，回城后就写了很多小说；农民们一辈子都受苦，所以什么也写不出来。

大灾难给当地民众带来灭顶之灾，而似乎会给没有受到伤害的人带来无穷的艺术素材，成为巨大的创意产业的源泉。犹如和平时期原本细细流淌的社会现象流被某种突如其来的塌方所阻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堰塞湖。。。

建议将来对于凡是取材于本次地震的商业化艺术品，皆征收“灾难税”，经zf提留管理费以后返还给地震遗孤：你们饕餮于我们的痛苦，补偿我们也公平合理阿。

这种噩梦持续多少年，源泉就会流淌多少年。

捐助：机构还是个人？

 

目前，社会各界的捐助行为声势浩大，中国经过30年的和平发展，积累的财富能力得到一种爆发的机会。我们看到一种惊人的民间力量，以至于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看上去已经不那么显赫。

在大多数人踊跃向中国红十字会、儿童福利会等半官方机构和地方民政局捐款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宁愿相信直接的点对点的援助。人们对于间接捐助的怀疑来自于过去有太多的负面经验：社会互信缺失，政府公信力下降，基层干部的素质令人不敢恭维。人们不无理由怀疑捐款的恶意使用或者低效率使用。

我认为，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下，捐助的行为是应该的，但什么是最好的方式？

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很多事情无法直接去做，谁该受到资助？什么领域最需要捐助？一般个体获取的信息实在有限，难以做出客观的判断。而依靠专业中介，可以做到集中信息和资源，更广的范围内调配资源使用资源。我们求职或招聘时会寻求中介，找对象会找中介，出国旅游会找中介，买保险会找中介，卖房买房也会找中介，那么捐助为什么不找中介呢？

事实上，所有点对点直接捐助的去向，也是通过‘个人关系’或者‘组织关系’来辨认识别，其实公平性也难以验证，急需程度也难以客观判断。比如，我们会很容易去资助我们见到或认识的人。这样，全社会积累起来的最后局面，就是社会关系发达的机构或个人得到资助最多，这种局面，我认为不一定必通过不那么高效或清廉的专业中介机构去完成得更好。

但凡中介的服务都是是有偿使用的，慈善事业也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奉献和牺牲，这个过程也有成本，甚至可能有微弱的利润。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无法形成一种可持续的行业和市场。我不太相信所有捐助都会流向灾民，同样也不相信腐败成为成本的大部分，尤其是红十字会这样的专业机构。大郎最近一次到泸沽湖四川段一带的乡村进行项目的前期考察，我观察和感觉到的地方官员和乡民的关系是大致是健康的积极的，我相信现在的地方官员不敢不顾民意有太出格的行为。

所以我赞成：直接捐助可以和中介捐助相结合，经济学上相当于分摊风险。

 

捐助是否一定要实物或者现金的方式？我们看到媒体乐意于报到那些有形的捐助，例如提供一卡车方便面的机构，或者捐出100万元的机构。其实，爱心也有别的方式可以奉献。对于我们这样的专业咨询服务作坊输出的产品是设计方案，如果我们提供无偿的设计咨询，那和制造业加工业的产品相比，犹如无偿提供方便棉帐篷或者柴油发电机。

关于数额：中国文化中间的攀比行为蔓延到各个领域，捐助行为也不例外，组织者习惯利用一种集体情绪互动来施加一种心理压力：从街道居委会的每年帮困捐款到大灾大难时候的全国募捐，都会暴露个人和机构的捐款数额，而且加以排列比较，写在楼梯间黑板上张榜公布或者电视向全国转播。你经常可以看到舞台上个大企业的代表举着巨幅牌子上书捐款金额，或骄傲或窘迫。何苦呢。

我想，负担的比例可以结合产值，可以和利润关联，比如如果你的企业年利润有10万，那么捐助1万我认为是合适的。捐助2万是高尚的，3万是冒险的，4万是不明智的。所以不要在互联网上去鄙视王石或者刘德华，房地产公司现金流都是极为稀薄的，人家万科要一下拿出某个项目的全部设计费也不容易啊。

 

大营救：空降还是步行？外行人的疑问

 

看得出这次国家动用了精锐的部队和资源来救灾：除开主力直升机米17之外，甚至出动了尚不能仿制的S70黑鹰。仅有20多年历史的陆航兵种是我军的珍贵资源。

济南军区成都军区的大规模的兵力很快就集结到成都乃至都江堰。但是在向纵深地带推进的过程中却严重受阻。我们看到那些历尽千辛万苦的先头部队指战员的确让人感动；那些冒死掘进的消防和专业营救队员更是令人动容。这几乎就是一场战役，区别是敌军火力抵抗并不存在，唯一的敌人实际上是地理和气象的困难。

军事意义上的真正占领必须是地面的，我们要承认地面的推进这次是困难的。在执著于地面交通打通恢复的同时，空中运输就是最快的方法。后来发展出来的水路输送，是一个很好地发现，但是那好像是在48个小时之后？

最初人们期望的大规模空降，因为地理气候原因，最后的人员空降似乎只有15人。有人质疑空降部队的勇气，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样的地貌和气象条件，的确不适合伞降，尤其是圆形伞，可以控制方向的翼伞似乎要好一些。

根据报道，我们的十万军队，真正在48小时之内到达中心灾区的似乎只有徒步进入的几千人，到达边缘村庄的就更是在黄金72小时之后。

但是不是就只有徒步行军了呢？战场上快速部署兵力的方法是否还有别的？ 比如说用直升机以班排为单位直接运送兵力到前线；即使地貌不容许降落，是不是也可以利用直升机的悬停能力进行绳降？我们是否被好莱坞电影以及我们最近几年的类似于士兵突击这样的戏剧误导太多？我们是不是过于相信新闻报道中间军事演习的画面？战场上面地面部队呼叫空中支援，似乎半个小时就能够到达。

是否是我们对于这个区域所积累的飞行资料、气象数据和地貌测绘资料不足？如果说固定翼飞机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见度飞行和开阔的空间，那么，可以低空低速进退悬停飞行的旋翼飞机，不可以沿河谷低于云层低速依靠目测飞行吗?我以前和一个轰炸机飞行员聊天，我们不都是要训练四种气象条件（昼/夜/昼复/夜复）的飞行科目吗？

至于工程设备的快速部署，米17有11吨的起飞重量，载重4吨或者24人或者12副担架，黑鹰载重3吨 12~14人，但是机动性能似乎更好一些。为什么重量合适的小型挖掘设备不能够直升机空降呢？吉普车、火炮甚至轻型坦克、自行火炮在演习中不是都可以用直升机运输吗？

我承认空运的成本是昂贵的，我们总共拥有的米17和黑鹰就那么几十架，但是如果这场地震都不能动用战争机制，那么和平年代还有什么情况可以检验我们的军力呢？这次陆航部队在救灾过程的表现是否反映或暴露了我军的真正战术水平实力？

   相信诸多决策的作出，要考虑的远远不只是技术能力。就当是外行人的自言自语吧。

下图：左 米-171  右  S70黑鹰

 

 

抗震杂谈

 

5月12号的午后，工作中感到些许隐隐约约的眩晕，接下来就是意识到地震，立刻和同事们从疏散楼梯间疏散到室外。在室外，惶惶不安的人群中间很快就传出四川汶川强烈地震的消息。

接下来的100多个小时里，几乎没有办法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工作上，眼睛总是不时要放在互联网或者电视上，关注这个突如其来的人间悲剧。

生命、爱、家庭、亲情、道义和责任成为了这段时间最发人深省的话题。刹那间，地域民族、政见、方言、贫富的差异似乎都被更强烈的对生命的感动所压倒。

有一些画面让我们心痛，让我们永远难忘。

          

 

    翻出办公室小帅歌nx四月份的生日吃蛋糕照片。

说起生日，就会想到这几天的众多生命在黑暗和重力的压榨下迅速地消失，想到生命的可贵、脆弱和顽强，也想到应该珍惜和感谢的事物。

 

 

狂野与温情，中国美院象山二期建筑读后感 

                                                                                                   

 

         建筑师从言谈中大概分两种，自称“盖房子”的建筑师和自称“做项目”的建筑师，前者能够把注意力长时间地集中在某个不太大的建筑物上面，并且能够和最终用户产生紧密的个人联系；而后者往往接触不到最终用户，而被通过中介翻译的审美趣味所支配，这似乎是大多数职业建筑师的工作状态。后一类建筑师往往会对前一类建筑师于充满羡慕。

      

       象山二期建筑的体验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l        温情的表皮：统一模数的玻璃门窗或者实木板门窗匀质地覆盖了几乎所有可开启面。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使这个项目有唯一性的话，那些独立于承重结构以外的砖瓦复合墙体则表现出强烈的手工精神，和景观肌理对于稻田原有脉络的继承一样，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对于农耕文明的纪念。事实上，这个墙体模式的现场实施过程相对于图案本身，也许对于习惯于呆在工作室不出门的建筑师更有模范作用。

l        不安的围合：除开容纳基本功能的房间以外，更多的趣味产生于边界围墙的似传统非传统的不平行围合，其多种镂空方式仿佛是明喻传统园林围墙的开洞方式。这些围合所产生的偏心或者反透视形式的内院和中庭，和滨江校区建筑学院的中庭砖砌区域一样，反映出美院传统的学生群体的民主和自治的政治结构。

l        自由的交融：贯穿二期群落的漫游路径，似乎超出了疏散的需求，而更多的显示出联系和融合的意念，这些纵横交错的廊道和太多的逃逸路线暗示了一个安全的教学环境。在建筑内部，不同班级的空间也多有交融，这突破了传统的教育空间对于隔声的要求，对于创意行业的教学过程也许是不忌讳的。

 

       二期的建筑继承了和一期相似的语言，比如铺瓦的遮阳系统，但是和一期相对规矩的空间相比，更多了一些空间上的狂野，如：院落的扭转和异型构图体块的穿插，悬垂线屋顶也表现出一种莫名的玄学意味。

       一个彻底温情的建筑还可能需要应付形式以外的两种狂野：一个是公共建筑必须应对大量人流的粗暴使用，以及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通行。另一个是粗野的气候的考验，而南方传统建筑长期以来被温和的气候和要求不高的舒适度所娇宠。用这种眼光来看，对于潮湿气候似乎缺乏抵抗能力的竹编游廊栏板、对于室内物理舒适度有所折衷的大量直通室外的落地门窗，都有几分令人担忧。

 

       但这些瑕疵都不能从总体上攻破王漱建筑的原创性，如此非同寻常的建筑方式，一定不是建立在通常商业性项目的稳妥的审美角度上的，因为这要求业主选择某些有风险的表达方式。从象山二期的结果可以反证王澍成功地调动了业主所赋予的权力。

       无论如何，象山二期建筑都是是一个关于本土文化的朴野开头，有待更多的建筑师在此基础上把建筑的温情一面做得更好。